4月18日，廣西某看守所門口人頭攢動，因為周某人即將出獄。
周某人，曾經創造了“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這輩子都不可能打工”等言論紅遍網絡，又因為長相與切格瓦拉相似而被稱為竊·格瓦拉。
他在面對采訪時，對于打工當社畜的反抗，對于入獄的樂觀，讓其成了不少網友的“精神領袖”，他的這些行為多年以來一直被津津樂道。
而在竊·格瓦拉出獄之前，他就已經被大批媒體盯上，并快速登上微博熱搜，微博熱搜閱讀目前已經超過8.1億。
在更早的時間，關于竊格瓦拉的問題就成了知乎的熱門問題，瀏覽量超過千萬，問題中竊格瓦拉的稱呼赫然是“精神領袖”。
有媒體報道，在周某出獄之前，就有30多家網紅公司排隊等著他簽約，還有人現場就開出200萬簽約費，抖音上疑似周某人的賬號粉絲已達173萬。
一個因搶劫和偷竊而入獄的人，本是不入流的，卻為何會如此地受到媒體和網絡的追捧，甚至可能迅速成為網紅賺大錢？如果周某成為網紅，算是世俗意義上的“成功”，那么普通人要不要效仿他？深圳直線管理咨詢的營銷顧問今天來給大家分析分析。
1、追逐流量是媒體的天性
不管你信不信，一個事實是：追逐流量是媒體的天性。
吳修銘寫過一本書叫《注意力經濟: 如何把大眾的注意力變成生意》，看書名你可能就知道了書的大概意思，對于信息內容行業來說，有注意力才有經濟，而竊·格瓦拉正是那個創造注意力的人。
注意力經濟的崛起，還要從廉價報紙的誕生說起。
報紙最早是一種服務于高端人群的產品，在20世紀30年代，紐約市最為權威的報紙是《信使晨報和紐約問詢報》，這份只有4頁內容的報紙發行量只有2600份，售價高達6美分，在當時它屬于一種奢侈品，它們主要面向的是紐約市的商業與政治精英，報紙的信息也嚴肅而有限，大多數紐約普通人根本不讀報紙，當然也讀不起。
當時只有23歲的本杰明·戴想出了一個創意：發行售價只有1美分的報紙，他有信心能比那些賣6美分一份的報紙吸引更多的讀者。但這個創意充滿風險，他以低于成本價的價格銷售報紙，就必須想辦法通過其他方式獲得更多收入，這個方式就是——廣告。
購買報紙的讀者實際上是他的產品，他要靠售賣用戶的注意力去獲得廣告費。
“本報的宗旨在于，”他寫道，“以每個人都負擔得起的價格，向人民大眾展示‘所有當天的要聞’，同時為廣告宣傳提供一種優勢媒體。”
報紙的名字是《紐約太陽報》，為了推高銷量就得創造流量，報紙開始報道更多獵奇內容，“酒鬼、打老婆的人、騙子、小偷、妓女，還有光顧妓女們的嫖客”。
這樣的新聞報道贏得了更多讀者，《紐約太陽報》印刷量越來越高，直到開始盈利。
戴的這個創意，后來成為所有紙媒的商業模式，低價出售報紙，靠刊登廣告獲得利潤，同時讓曾經只屬于“高富帥”階層的商品，變得普及化。
所以報紙自平民化以來，便背上了追逐流量的宿命。
報紙之后的媒體大多沒有逃脫這個宿命，你可能還記得門戶網站時代，流量最高的不是政治、經濟類新聞，而是娛樂、八卦甚至各種香艷、情色擦邊球信息。今天充斥在各大新聞APP上的信息幾乎同樣如此。
低價的報紙只能靠售賣廣告賺錢，因此它必須創造吸引流量的內容。在“免費”概念成為趨勢之后，免費的內容唯一的收入就是廣告，因而它同樣需要吸引流量，結果自然是什么火、什么能吸引焦點，媒體就寫什么。
2、娛樂至死的視頻時代造就另類網紅
19世紀中葉，很多英國人來到美國想親自看看殖民地的變化，他們對于美國人最大的印象就是這里的美國人太有文化了，似乎各個以讀書為消遣，各個滿腹經綸。
視覺化媒介的出現改變了這個現狀，它讓美國逐步陷入娛樂至死的年代，當然它對全球都是如此。
麥克盧漢說的“媒介即信息”，很多人并沒弄明白它到底意思。
比如很多中年大叔寫文字，讀者會覺得寫得好，成了作者的粉絲，而一旦這些作者開始拍視頻，很多粉絲立馬脫粉。我初中時看池某的小說，那時覺得作者一定是超凡脫俗的女子，某一天在電視上見到真人，心靈受到重重一擊，再看她的書時完全沒有當初的感覺。
如果媒介是紙張，那么信息只是文字，如果媒介是視頻，那么信息不僅包括創作者創作的內容，還包括作者自己。漂亮的人創作好內容，丑人創作好內容，是不太一樣的。
如果將竊·格瓦拉放在紙媒時代，頂多有媒體報道《周某偷電瓶車被捕，聲稱“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就這樣的文字是不可能火的。
而在視頻時代，竊·格瓦拉在被捕時輕松的表情，略帶魔性的口音，與切格瓦拉同款胡子，再加上他的金句，這些一起才造就了周某在網紅的大火。
今天是自媒體時代，支持網紅的經濟公司、MCN比單純的視頻媒體在利用注意力上更進一步，媒體可能報道一下，等熱度消失了，也就沒什么聲音了。而這些支持網紅的經紀公司、MCN等是要用他們的注意力去直接賺錢的，通過拍視頻、直播，將他們的剩余價值消耗殆盡。
不過這些另類網紅的生命周期也不會太長，他們并沒有什么核心競爭力，只是消耗自己意外走紅帶來的注意力。大力哥在快手上的新號，內容稀少，互動慘淡，他基本上已經被遺忘了。
但是，有老網紅被遺忘，就有新網紅誕生，畢竟這是一個“娛樂至死”的年代，大眾只是需要消遣而已。
尼爾·波茲曼說，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
二者中更有威脅的是后者，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中告訴我們，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笑，以及為什么不再思考。
最后：
據報道，在出獄后的4月19日，周某回應了當網紅這一問題：對于網紅之類的東西，周某說完全不懂，但他堅決回答說，不會簽約網紅直播，（畢竟簽約就相當于給他打工，打工是不可能打的，獲得了自由，肯定要珍惜），我想種地，不去城里闖蕩了，周某還表示，父母親年紀也大了，希望多陪一陪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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