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基本法》，是任老板和華為人對“企業及其成長之道”的系統思考和共識。正是通過《華為基本法》，任老板完整地理清了：華為必須從一次創業走向二次創業、從機會主義走向能力主義、從人治走向法治，以及要完成這個過程，華為應該繼承什么、揚棄什么、堅持什么、學習什么、發展什么。今天直線管理咨詢的營銷顧問將為管理者們深入解讀華為基本法的核心思想。
“向小米學營銷，向華為學管理，向三星學變革”。我像祥林嫂一樣，說給見到的每一個企業家與管理者。向領先企業學習，讓自己少走彎路，一次做對。不單是學習他們是怎么做的，更要學習他們是怎么思考的。他們為什么這么做，經歷了哪些困難，又如何突破困難，堅決在正確的道路上探索——這些，更重要。
對，我沒說向他們學戰略。很多人認為自己的戰略也不錯，與這些頂尖高手的差距只是企業的執行力。索性，直線管理咨詢的營銷顧問今天不談戰略，也暫不談營銷和變革，只談管理。向華為學管理，尤其是學習怎樣管理龐大的知識員工。
管理的難點有三個：
第一是責任
如何把不同層級和崗位的員工放在統一的責任體系內，并依據責任建立分權與激勵體系，是很多企業面臨的難題。常有人說，組織內只有兩個層級是有完整的責任意識的：一個是老板，他承擔著生死存亡的壓力；一個是一線員工，他們每天每時都有明確的任務指標和行為要求。而中間層很容易成為“轉包商”——把上級分配的任務分配給下級，自己成為監工。
沒有承擔責任，并不表明他們無所事事。恰恰相反，很多企業的管理者很忙，但就是沒有產生績效或戰略要求下的成果。尤其知識員工，很容易“自己給自己找事做”，偏離企業的方向，空耗資源。
華為依靠嚴肅的三級計劃和預算管理體系來完成責任的落實，然后發育基于責任的能力，評價基于責任的貢獻，執行力由此產生。不僅華為，凡是管理有效的公司，首先學會的都是這一點。
很多企業所做的是“分指標”而不是“分解責任”。指標只是結果，責任是條件。責任到位了，指標自然成；責任落空，指標也就成了肥皂泡。包政老師曾說，應該把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改為各盡所“責”按勞分配。責任是能力的前提，是結果的基礎。
我曾經想，可能是我們在計劃經濟下運行太久，所以企業都不擅長、也不重視做計劃，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預算上，或許是預算關乎每個人可以掌控的資源，與利益直接相關。而沒有嚴格的經營計劃的分解過程，責任是無所識別出來的。
華為每年是從7月份開始制定經營計劃與預算，從遠景規劃、到五年滾動戰略規劃、到年度目標任務和經營計劃、直到個人績效承諾，然后是預算。你可以不用半年，哪怕3個月，1個月也行，總不能拿個表格、添幾個數、開兩次動員會，就當成經營計劃了吧？如此這般，何來執行力？
第二是協同
這個更難！錢德勒說，現代企業的根本難題就是不斷專業化分工之后如何協同。體力勞動的協同，可以依靠外化的標準，形成明確的輸入、輸出和工作方法。知識勞動的輸入、輸出和工作方法非常難以標準化，協同起來就無比困難。
部門專業化和崗位專業化的不斷發展，會在企業中造成難以逾越的部門墻。每個人都成為自己領域的專家，都站在專業的角度來思考，而不是站在組織共同目標上，從來不思考“自己怎么做才能讓別人的工作更有效”，常常以局部效率傷害整體效率。
我們說，管理有四化：標準化、規范化、流程化和信息化。流程化是難題，沒有這一點，標準化和規范化帶不來整體效率，而信息化也無法真正實現。很多企業說，自己的ERP系統是樣子貨，原因不在ERP本身，而是沒有流程化。
2001年，某國企領導人告訴我，“搞了那么多年精兵簡政，就是想扁平化，結果發現‘扁’很容易，無非是想趕跑和尚先拆廟，但就是扁而不平”。平，就是流程化。
把責任分層落實相對容易，分流程落實難上加難。很多老板焦頭爛額，大約70%是作為裁判，處理部門協同的問題。久而久之，變成老板一個人指揮各個部門，員工成了“聽令行事”者，喪失獨立思考及做事的能力。
有些老板初期還很享受這種感覺，不停地想出一個有一個主意，員工去執行，效果還不錯，頗自得。這很像孔明先生，自己累死，終究無法安天下。老革命家陳云先生說，一個組織內總要有些人頭戴瓜皮帽、手拿文明棍、踱著四方步，看起來無所事事。實際上，他在做“造鐘人”，而不是“報時者”。
很多老板成了報時者，不斷發揮自己的天才想出一個又一個主意，然而一個絕頂天才，不依靠管理有效的組織又能做多大事？2005年，和利郎創始人王良先生有一席談話，對我很有觸動。他說，早些年利郎是晉江企業的標桿，他依靠天分和勤奮不斷創新，請大牌代言人、上中央五臺做電視廣告等等，每一件事都做得干脆利索外加漂亮，但幾年過去，別人走在了前面，自己被越拉越遠。他說了一句很悟道的話，“招數打不過系統”。
系統的基礎是流程化。不是有沒有流程的問題，而是能不能在專業分工的基礎上形成協同的問題。任老板的高明之處，恰恰是把一個打亂仗打得還不錯的華為帶到了組織化狀態，學會了流程化。從集成研發、集成供應鏈、集成財務等等，華為學會了協同，建立起系統。
這是很艱難的過程。很多企業都試圖這樣做，但大多半途而廢。華為當年請IBM，同樣面臨煎熬。管理者不停地向任老板訴說：那一套不適合華為，我們的效率反倒下降了；顧問先說英語然后再翻譯給我們聽，我們相當于花費雙倍的錢；那一套系統太大了，我們小腳穿了一雙大鞋，腳趾頭還露在外面……各種言論，都指向一點，放棄管理，回到過去。但任老板毫不遲疑，提出“削足適履”，先僵化再優化，終于成功。
華為的流程化道路是每個有追求的企業都要經歷的。企業如果不能協同，不能形成系統，就永遠無法發揮組織化的力量，老板也就永遠是個報時者，或者精疲力竭而死，或者極度厭倦而棄。
第三是激勵
當企業建立了責任和協同體系之后，就要考慮如何讓員工主動地承擔起責任，也就是如何激勵員工。甚至有人說，激勵是管理的核心問題。好像激勵問題怎么說都不為過，畢竟這關乎員工工作動力。
現實一點的老板說，激勵就是分錢。很對，物質永遠是基礎嗎。但分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老板是有“錢聚人散、錢散人聚”的理念的，但確實不知道怎么分。
分錢的依據是什么？能夠讓組織成員共同認可的依據是什么？這難倒很多人。現代企業是個高度分工協作的組織，涉及不同專業的人共同努力來完成同一件事情，那么不同的人做的不同的工作，如何評價？科學不斷告訴我們，質上不同的東西量上無法比較，但在組織中，我們恰恰要比較性質上不同的工作和貢獻。
企業要解決價值評價和價值分配問題，也就解決了價值創造的動力問題，使價值創造成為可能，得以持續。所以，薪酬激勵的根本是評價，不是評價人，是評價人在崗位(責任)上的發揮的價值，而且是把不同崗位的人的價值用相同的評價系統來區分。
這就依靠權威了。評價質上不同的東西，無法依靠客觀的科學，而必須依靠權威。這一點上，管理更接近實踐，而非科學。大概這是德魯克先生把著作命名《管理實踐》而非《管理學》的原因吧。權威不是來自于權力，而是戰略的代言。
理想的老板說，人要有點境界，不能眼盯著錢。這個也對。社會進步到現在，錢應該不是，或者不應該是唯一的追求了，這符合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何況，經濟學早就講了“效用遞減規律”，單純靠分錢無法解決持續的動力問題。
而且，有非常多的案例證明：越有錢之上的追求，越能找到工作的成就感，越能把事情做好。井深大先生講“讓工作本身成為工作的最大激勵”，意味深長。早年的索尼也正是靠這個理念來激勵工程師不斷創新的。
現實中，單純講境界的，一直活得很艱難；單純講分錢的，初時繁榮，但不長久；但兩種都抓、兩手都硬的，成為翹楚，華為即是。任老板是大講特講追求和境界的，但同時又最懂得人內心中現實的一面。華為激發了那么一大群天之驕子內心的自豪感與事業心，也讓他們通過勞動獲得了經濟上、進而是人格上的獨立。這難能可貴！
華為是極少數有管理的企業，依靠龐大而管理有效的系統，推動自身不斷成長和超越。這是任老板非常了不起的地方。但華為不是神話，華為學得到，關鍵是你學不學，以及怎么學。學習是人類進步的階梯，說某某某學不到，基本都屬夸大其詞或危言聳聽之類。
華為不是憑空出現的，是一步一步走出來的，自然能學到。古人云，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與其崇拜華為，不如學習它，往死里學。但首先要學的，不是華為現在是如何管理的，而是華為如何建立起管理系統的。
很多人想走捷徑，以為把華為的管理制度拷貝一份過來，自己也就有管理了。其實每個企業都有自己的活法，都需要建立適合自己的管理體系。能借鑒別人的是道理，做法背后的道理，而不是直接復制做法。
華為就是這樣學IBM的。引入IBM學習IPD(集成產品開發)，建立全流程研發管理，是華為建立管理體系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但華為并不是按照IBM的模式照本宣科，而是學習IBM的方法及其背后的道理，自己建立制度規范，再請IBM專家提建議和意見，華為人再不斷嘗試和修改，最終形成華為IPD管理規范的1.0、2.0、3.0版本。這是華為的管理方法，不是IBM的。
任老板高瞻遠矚，不斷強調，不是照搬IBM，而是讓IBM幫助華為培養專家，再依靠自己的專家建立自己的管理體系。一位朋友是親歷者，他說，“我們不是學習IBM怎么干的，而是IBM為什么這么干，其背后的邏輯是什么”。
為了最大程度攫取IBM專家的知識、經驗和智慧，任老板支持對接組成員不遺余力地纏著IBM專家進行交流。一個細節很能說明問題。一位華為高管告訴我，“幾乎每晚請IBM專家吃飯，恨不能24小時不停地問各個細節，但IBM專家只喜歡喝茅臺，那餐費就相當昂貴，簽單的時候我自己都猶豫，但任老板給我們充足的預算，支持我們全力去做”。
華為由此一步步地學會了IPD/ISC(集成供應鏈)管理，以及集成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秘書管理系統等，并建立了自己的整體管理體系。
這就有個疑問：請IBM做過企業營銷咨詢的中國公司多不勝數，為什么華為如此成功，而有些企業失敗？某個行業的龍頭企業，當年也高價請IBM，試圖引入管理，但中途夭折，雙方互相埋怨。兩相比較，如此差異的產生原因在哪？
我認為就是《華為基本法》。華為有基本法，很多企業都沒有。《華為基本法》，是任老板和華為人對“企業及其成長之道”的系統思考和共識。正是通過《華為基本法》，任老板完整地理清了：華為必須從一次創業走向二次創業、從機會主義走向能力主義、從人治走向法治，以及要完成這個過程，華為應該繼承什么、揚棄什么、堅持什么、學習什么、發展什么。
華為才有了指導自己前行的事業理論。這些都想清楚了，怎么走下去也就清楚了，即便遇到過程中的艱難與挫折，也就不會動搖，堅決前行。華為才能歷經艱難，百折不撓，建立了有效的管理體系。這是《華為基本法》的真正價值所在。
學習華為，要從學習《華為基本法》開始。每一個老板都需要像任老板那樣，完成企業的系統思考，形成自己的事業理論：我是誰，從哪來，向哪去，如何去，如何團結志同道合者等等，也就有了自己的基本法。
更重要的永遠不是現象，而是現象背后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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